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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媒介在哪些领域的应用不会消亡?

传统纸体是否会消亡
编者按:在数字化浪潮中,纸质媒体的坏消息不断。日前,英国《卫报》称将缩减印刷版业务;美国《新闻周刊》宣布2013年起停止出版印刷版、推出数字版。这再次引发了"传统纸质媒体会否消亡"的争议。为此,本报约请两位学者展开深入讨论。是为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与本报联合开设的"争锋"栏目第二十四期。

不断创新的纸媒长生不老
雷启立
●只要人类还有精神承担和思想传承的需要,纸媒的未来就还在
●《新闻周刊》"找死",没理由让整个纸媒"陪葬"
●传统纸媒应求变图新、坚持责任和理想,才有可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你们停掉这个以油墨与纸浆为载体、承载着历史的印刷版报纸,那将是一场国家灾难。你不可能用‘在线’的方式还原新闻纸上的内容,互联网上充斥着色情与废话,我们需要在书报亭里看到智慧,我们需要在地铁里拿着报纸沉思。”
日前,在得知英国有近60年历史的老牌媒体《卫报》将缩减印刷版业务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专门撰文,捍卫传统媒体的存在价值。在美国《新闻周刊》宣布从明年一月起停止发行纸质印刷版、转而改为数字版、从而再次引发有关“传统纸质媒体会否消亡”讨论之际,鲍里斯·约翰逊的这段话,尤其耐人寻味。

思想不息 纸媒不死
很多人在讨论网络媒体取代纸质媒体的时候,都是从使用者的人数和经济效益的此消彼长来证明的。当今互联网的发展气势、盈利能力和各种统计数据当然会给它的支持者们以强有力的支持。然而,我们要问的是,如此只以一种媒体的盈利与否、盈利多少,以是否以及有多少人在使用来衡量一种媒体的存在理据,是不是过于有失偏颇?人们的“工具理性”到了这等地步,也真是当得上是“经济动物”了吧。敢问,媒体曾经理直气壮的理想、责任和担当何在?承载人类思想进步的历史意识何在?
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是:数万年前,人类先民结绳记事,但即使在最初的草创时期,文字和书写也不是仅仅以数字来构成的。象形文字的出现不只是代表它所图示的对象,而是包括与图像相关的丰富的思想、情感等意义。各种不同文字的发明,最初都是与记载人类的祭祀、占卜、艺文作品相关。唐初雕版印刷的发明和应用是为印制佛经,15世纪中叶古登堡等人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最初印制的是圣经。《诗经》《楚辞》的传播更不是为盈利。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纸张的发明到印刷技术的进步,以纸质印刷为介质的媒介就一直是与人类的思想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的。大规模机械印刷、纸质媒体的出现与现代思想的产生和传播、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形成,更是相互滋长。这也告诉我们:传统纸质媒体是商品,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一个物质化了的思想和精神的载体。今天人类的思想和精神活动是已经深刻地为经济、发展、金钱、数字所捆绑,但要说思想、文化的光芒就此被罩住,承载思想和文化的纸质媒体的使命就此终结,恐怕也太短视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人类还有真正的凝视(而不是浏览)、阅读和思考,还有精神承担和思想传承的需要,纸媒的未来就还在。
人类思想不息,人间纸媒不死。

内容为王 求变图新
毋庸讳言,新兴网络媒体逼迫下的传统纸质媒体遭遇到了巨大的困境。但这样的困境不在于外在的挑战,却更由于自身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性的不足。就拿即将改为数字版的《新闻周刊》来说吧,即使没有新兴网络媒体的出现,《新闻周刊》之类的纸质媒体其实自身也处在不断衰落的颓势中。很多年前,《新闻周刊》就因其定位古板、风格陈旧、经营不善而出现了严重危机,两年前不得不以一美元的象征性价格被《华盛顿邮报》转手给哈曼集团。此后,更在不断滑坡的泥沼里越陷越深,以至于其末任总编辑、媒体制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蒂娜·布朗试图为这本老旧的杂志增加一些迎合市场口味的内容时,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了。
由此看来,《新闻周刊》纸质版的消亡,从来就不能被看做是一件可以与“纸质媒体必然消亡”划等号的事件。“内容为王”,对于包括纸质媒体和网络新兴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体而言,都是第一位的决定要素。同样是纸质媒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发行量却一直在增长,目前每期发行量已超过140万本。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人》就曾预测自己的读者很可能因为危机的加剧而变得越来越多。何以故?因为,困顿的年代,人们更需要的是思想。经济学其实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早就揭示过这一点。《经济学人》的逆风飞扬,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内容为王”这一规律:由于能够提供清晰的事态分析、鲜明的立场和解决问题的建议,《经济学人》能够在互联网兴起和全球金融危机双重压力下,逆势增长,成为传统纸质媒体的一个旗杆。
当然,在纸质媒体坏消息不断的今天,纸媒是有问题的,而且有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是资本过于侵袭其中,以至纸媒过于商业化。思想和文化被过剩的纸浆稀释,思想和文化的尊严被金钱和数字所淹没。没有达到学术水准的著作大批出版,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信息到处泛滥。在无止境的商业化过程中,纸媒把自己葬送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维克多·纳瓦斯基分析说,《新闻周刊》陷入困境并非由于它一直固守旧有的新闻传统和创刊宗旨,恰恰是由于它在巅峰时期抛弃了这些传统和宗旨。《新闻周刊》“找死”,没理由让整个纸媒“陪葬”。
纸质媒体与人类精神、思想相生相随的历史特质,以及网络新兴媒体固有的天然缺陷,注定了传统纸质媒体与网络新兴媒体不是一对简单的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网络新兴媒体在体现它的即时性、互动性、方便性等等优势的同时,也深刻地暴露出它“过载”、碎片化、缺乏权威性等等负面特性。所以,《浅薄》的作者尼古拉斯·卡尔说,“利用网络代替记忆,……我们将面临被掏空大脑的风险”。这并非危言耸听。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传统纸质媒体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消亡,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可以皓月当空、稳坐钓鱼台。相反,当此之时,传统纸质媒体尤其应该求变图新、坚持自己之所以为之的历史和承担,以自己的责任和理想为定力,孜孜以求,才有可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纸质大众媒介最终将消亡
邓建国
●在市场经济中,主导大众媒介组织运作的是商业逻辑
●“个人对纸张的感情”与“大众媒体组织的理性商业决策”不同
●纸张“在生活中的存在”与“作为大众媒介的存在”不同
其实,美国《新闻周刊》的决策者们一直面临着选择:坚持纸质版还是全面转向电子版。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新闻周刊》的决定了。这如同警匪片中的彪悍杀手拿枪指着被害者的头时通常会说的:“这仅仅是出于生意,而非个人恩怨。”

大众传媒首先是生意
“生意”,在一个世纪前“黄色新闻”肆虐时就是新闻业的“轴心原则”,后来在“社会责任论”口号中转为隐蔽。今天,在新媒体的无情紧逼下,终于又再度凸显。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纸张若能给媒体带来利益,则用之;不能带来利益,则弃之。
一个世纪前,威廉·鲁道夫·赫斯特将人人视为无利可图的纸质报纸变成了能赢取暴利的大众媒体。他认为,报纸的主要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发布新闻,而是为了发布广告以获得赢利。新闻是诱饵,广告才是目的。报纸是“在页面上塞满广告之后才拿新闻来填补空隙,而不是相反”。至于报业后来追求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只不过是在“黄色新闻”毁坏了世风引起公愤后,报业对公众舆论作出的一种姿态。
在大众报业的投入产出计算中,纸张成本一直都是关键因素。1441年德国金属匠古登堡发明了铅板印刷。1605年德国的斯特拉斯堡市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但是,由于受到高昂的纸张成本和低下的大众阅读水平这两个因素的限制,直到20世纪初,商业化的大众化报纸才出现。纸张如何来之不易,可以从以下史实看出来:直到1776年,北美马萨诸塞州的法院还通过立法要求每个居民区都必须设立专人收集可用来造纸的破布;为了节省纸张,直到1818年,在英格兰印刷面积超过22×32英尺大小的报纸还会受到惩罚,而这差不多正好是现在《纽约时报》的大小;当时的美国人苦苦寻求廉价的造纸材料,先后尝试过大麻、松果、土豆、石棉等等;造纸商还一度从埃及运来整船整船的木乃伊,将裹在其上的亚麻布拆下来做成纸张。1840年代,专门用于大规模生产植物纤维纸浆的机器终于出现了,纸张的价格才开始下降,而高速印刷机也同时面世,这才使得所谓“便士报”(pennypaper)成为可能。大众化报纸作为一种商业模式进而出现。
报纸的发展史说明,在市场经济中,主导大众媒介组织运作的一直都是商业逻辑,而不是其他。尽管纸质介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也许仍会存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大众媒介组织以逐利为运营原则,关注的是投资回报,考虑的是生死存亡。今天,在报纸的生产成本中,纸张占比仍高达60%-70%,而报业当年的高利润已好景不再。如果纸张已经成为其负担而不是获利凭借时,媒体就削减或干脆剔除掉纸质。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

似是而非的乐观理由
然而,作为旁观者,不少人却尚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仍然固执地对纸张作为大众媒体传播介质的未来抱乐观态度。这里,我们对这一态度背后的理由分别加以辨析。
第一,有人同样从媒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指出,历史上新媒体从来就没有完全取代过旧媒体,因此,报纸当然也不会被取代。这是一种“从历史推知未来”的归纳法,它忽视了两个因素,即作为可以“吞噬”此前所有媒介类型(书籍、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的“媒介之王”,互联网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电视没有取代书籍、报纸、杂志和广播,并不意味着互联网不能取代这些媒体,更何况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很容易被取代的纸张。
第二,有人认为,尽管纸张不一定会继续作为大众媒体介质存在,但由于还会有对纸张的小众需求,所以它仍然会存在。毋庸置疑,对纸质媒体的小众需求(古旧书籍和艺术作品等)仍会长期存在。但是,首先,这样的小众人群所需要的纸质媒介,不是作为大众媒体介质的纸质媒介,满足这类小众需求的纸张已经脱离其新闻媒体属性,与我们当下所讨论的“纸质大众媒体的未来”并不相关。其次,即使这些小众需求数量足够大,同样出于商业利益考虑,由于这些领域的成长性有限,媒体组织也会谨慎投资于这样的领域。
第三,有人认为,“人是怀旧的动物”,总会有人因怀旧而坚持使用纸质媒体,所以,纸张作为大众媒体仍会存在。这是一种感情干扰理性的判断。所谓“感情”从来就没有在媒体的商业决策中占有过任何位置,阅听者也不会纯粹因为某种感情而持续选择使用某种媒介。而且,我们对纸张的恋旧也许是因为我们恰好是跨越纸媒和电子媒体的一代人。试问,90后对“前互联网时代”基本没有记忆,他们会对之有所留恋吗?当我们这些跨界一代全都老去,我们的后代们会对纸张时代有所怀念吗?答案显然是“不会”。
第四,有人认为,中国目前还有很多刚会识字的人群,“而且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从来没有订阅甚至阅读过报纸。假如仅仅做到让中国每个家庭至少订阅过一年报纸,对报业就意味着翻几番的发行潜力”。其言下之意是,纸质报纸还可以高枕无忧几十年。该观点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体现了一种媒介使用习惯的线性发展观,即认为人们总是先使用纸质报纸,然后使用电视、互联网等。然而,在当前多样的媒介选择前,新识字群体完全有可能跨越报纸而径直使用门槛更低、口语特征明显的电子媒体。只要看看当今流动人口使用手机和互联网的多还是纸质媒体的多,结果就很清楚了。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区分“纸张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和“纸张作为大众媒体介质的存在”,并且区分“个体层面上人对纸张的感情”和“大众媒体组织的理性商业决策”的话,我们就不难得出“纸质大众媒介最终将消亡”的结论。
对纸质媒介的忧虑是与新媒体的发展共生的。在以数字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所谓新媒体广泛出现后,不少人认为纸质媒介前景不妙。有人预测:50年后纸质文献将在主要国家退出历史舞台。100年后,人们将只能在博物馆中见到纸质文献了。[1](69)还有人断言:由互联网和手机结合而成的网络文化确实具有一“网”打尽的超强能力。尽管网络文化“通吃”所有文化形态的情况目前尚未启幕,但却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2](150)这些观点,与西方一些专家关于媒介发展的推想不谋而合。纸质媒介真的要寿终正寝了吗?在网络传播来势凶猛的当下和不断发展的未来,纸质媒介到底还有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文化建设。


自从东晋时期纸基本上取代了简牍到上个世纪后期新媒体的出现,纸质媒介一直是传播史上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纸质媒介早已超越了媒介最基本的传播功能,而是以其载体的特殊性建构着人的精神情操、审美情趣,影响着人的生存和生命,与人类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读书人最喜欢自己的书斋,无论怎样布置,书是少不了的。那一架架一柜柜的书,就是书斋主人的贴身伴侣,精神性命。“如果没有什么事扰乱心神,人应该经常独坐于书斋之中,或对日吟诵,或秉烛夜读,于书斋里享受一份清福,从学问中得到一份快乐。”[3](136)这里说的似乎有些古人的味道,其实现代人也是如此。现在,人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好多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就是那些腰缠万贯的商贾们,也要辟出一个空间,里边摆上装帧精美价格昂贵的书。为了阅读也好,附庸风雅也罢。
书本固然可以传递知识,摆脱了现实功利目的的读书却不单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出于习惯,看重读书这一行为本身蕴含的乐趣。花前树下,湖边草地,都是读书的好场所。“或在一个雪夜,一个人坐在炉边,炉子上的锅子丝丝地响着。身旁放着一袋好烟草,一个人拿了十来本哲学、经济学、诗集、传记,把它们堆放在榻上,于是闲适地拿几本来翻翻,于是平静地拿了当时引起他的兴趣的一本来看。”[4](107)这是林语堂笔下的读书之乐;余光中则兴致盎然地谈到了他对书的艺术形式的喜好:“大多数的书呆子,既读书,亦玩书。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书则是玩书的外表……一本印刷精美、封面华丽的书,其物质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存在。我所以买了那么多的英文书,尤其是缤纷绚烂的袖珍版丛书,对那些七色鲜明设计潇洒的封面一见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爱坐在书桌前,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书的)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5](133)
这类读书、赏书的精神、喜好,已经不仅仅是人的外在生活了,而是形成了习惯、品性,内化为人的生命。即不光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种艺术的生存。而一旦某种行为方式形成了习惯、癖好,与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审美情趣融为一体时,要改变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新媒体固然发展很快,也有纸媒所不具备的诸多优点,但要想让读书人舍弃他视为性命的书,而从网络、从电子出版物中获取他在纸质媒体中得到的快乐,几乎是不可能的,起码是难上加难。我们无法想象书斋里只有一台电脑、一摞光盘;更无法想象一个读书人一边喝茶、抽烟,一边操作着一台现代化的阅读器。不是这种情形不可能出现,而是人难以改变他的审美兴趣、阅读习惯。
中国文化传统从来都讲求艺术人生,西方人也主张要诗意地栖居。逛一逛书店,购一本喜欢的书,盖一方闲章,睡前伴着灯光读上一会儿,睡后放在枕边榻旁,这是多么美妙安详的境界。很难想象世上没有纸质书刊,人的生活将会怎样。
不少人都认为现在读书的几乎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几十年之后,这些人不在了,纸质媒介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这种判断有些简单。不要说传统、习惯这类东西不会随着人的消亡而消亡,就拿现在的青少年来说,他们不读纸质书吗?尽管他们从小学甚至学前起就接触新媒体,也还是纸质书刊的使用者,而且也受着喜欢纸媒的祖辈、父辈的影响。他们生活的是一个新老媒体共存的时代。有资料证明,法国有三分之二的图书读者年龄在35岁以下。这说明尽管进入了网络时代,法国青少年仍然喜欢纸质媒体。[6]中国青少年的阅读空间虽然被新媒体占据了一大部分,但若说他们已经与纸质媒介绝缘也是不合乎实际的。

新媒体作为传播媒介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灵活动态、简捷直观、信息丰富、传播迅速、不受时空限制、传受双向互动,等等。因此,纸质媒介的维护者便往往也抬出纸媒与之相应的特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其实这种比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它并未涉及问题的实质。好比是骆驼和羊的童话,到头来,还是高有高的好处,矮有矮的好处。所以,我们暂时先放开新老媒体孰优孰劣的比较,而是先看看新媒体给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
新媒体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产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它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又一次成功,是人的力量的体现,所以人们给予了它高度的评价。不仅认为它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场划时代的革命,而且认为它体现了人对偶然性的克服,能增强人的自主性和个性化,甚至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人们实现了自由和平等。这类观点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
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一柄双刃剑,这在今天已经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米兰·昆德拉在《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提到了胡塞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次著名讲演中所忧虑的欧洲人类危机。胡塞尔认为危机的根不是发源于当时,而是在现代的初期就已经看到了。“它们在伽利略、笛卡儿那里,在欧洲科学的片面性那里。这些科学把世界缩小为一个简单的技术与算数勘探的对象,而把具体的生活的世界即他所说的die lebenswelt(生活的世界)排除在他们的视线之外。”[7](251)米兰·昆德拉除了转述胡塞尔的观点,自己也认为是“科学的高潮把人类推进到各专业学科的隧道里。他越是在自己的学问中深入,便越是看不见整个世界和他自己,因而陷入藩篱。”[7](251-252)
胡塞尔和昆德拉的话也许包含着更广阔的时空,但是由此观察新媒体与人的关系却正合适。生活的世界是纷繁复杂的动态存在,它仿佛是一个充满了噪音的空间,一个聚集着万千尘埃的场。想将其条分缕析地整理清楚,一个一个地弄明白,从而为人类玩弄于股掌之上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它是生活的世界。人的幸福或者说使命就是投身其中,去思考和探索已知的和未知的,过去的和现在的,时间的和空间的,短暂的和永恒的,从而使世界和我们自身更加丰富。这之中,体验和询问当是生存于世的最佳途径。而新媒体却将生活复制缩小到了一张屏幕上。
新媒体有着自己的传播特征:网络语言颠覆了传统纸媒的诗性叙述方式,而采用一种新型的技术性的表述话语;网络页面常常充斥着简捷直观的图像信息;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被拆解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事件;局部信息传递为全息式取代;传受互动模式使批评失去了沉淀的时间,成了即时性话语。这种简单化、平面化、模式化的传播—生活方式被昆德拉称为“缩减”,实施着“缩减”功能的正是与新媒体有着本质的相同的传播媒介:“这些东西是统一地球历史的代言人,它们把缩减的过程进行扩展和疏导;它们在全世界分配着简单化和老一套的能被最大多数,被所有人,被整个人类所接受的那些玩意儿。”[7](262)于是,在新媒体的裹挟中,人变得懒惰、顺从、平庸、不思考,对自己和人类的命运漠不关心。人的灵性被传媒的魔掌遮蔽了。
那么纸质媒介又如何呢?
与新媒体的全息性、传播迅速、储存量大、传受互动、科技含量高等特点相比较,纸质媒介确实缺乏一些现代化的优势。然而,正是这种优势的缺乏,使它具备了新媒体所不具备的长处。新媒体的目的在于招徕观众,某种程度上,说它哗众取宠也不过分。即使是原创性的网络写作,键盘一敲,也难以不想到网络的另一端——即时性的互动模式决定了写作的功利性和浅表性。而真正的纸质写作却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个人化行为,来自灵魂深处,所要揭示的是个人的也是人类的历史、现实、思想——一种颇具本质意义的深层的东西,以及对诗性生存的守护,并使自己和他人在揭示和守护中体验到生存的痛苦和快乐。他置身的不是一方狭小的屏幕之前,而是历史、现实、未来三维时空;所追求的不是即时性的喧嚣,而是恒久、孤独、厚重,并把这些提供给它的受众。一些纸质写作者直到目前仍然本能地拒斥网络媒体,甚至刻意使自己的写作避开俗世的纷扰,寻一方宁静偏僻之地,都是为了守住灵魂,守住距离,守住诗性,守住生命。
人还需不需要孤独、寂寞、痛苦、愤怒?在当下普遍的平面化思维和浅层次生活中,这个问题很可能被视为偏激、另类,其实答案是肯定的。美籍犹太教哲学家和神学家赫舍尔说过这样一段话:“人应当隐退、幽居,以便倾听。独处是对社会歇斯底里症的侵扰和惊吓进行必要的反抗,是治疗和康复的阶段。”[8](41)和当下大部分人甘愿活得平庸、平静、随波逐流一样,另外一些人则不肯放弃对与之相对的一些东西的坚守,比如孤独、痛苦、思考、冒险之类。因为它们同样是生命的需要,同样符合人性。这些,都不是新媒体所能提供的。新媒体的不足,为纸质媒介的未来生存提供了条件。
也许有人会说,近年读书的人不是越来越少了吗?是的,据有关资料反映,近年阅读纸质媒介的人数确实在逐年下降,甚至演化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客观一点儿说,这不是纸质媒介之为“纸”的原因,更不能说从纸媒中退出或者不读纸媒的读者都到网络一边去了。这里有纸媒自身的质量问题。多少年来,我们的创作风气、学术风气和出版风气都不能说很正。写作者追逐时尚,哗众取宠,编写出来的书刊不是浅薄庸俗、空洞无物,就是艰涩难懂、不知所云。某种程度上已经深受流行媒介的影响,甚至沦为流行媒体;出版部门也充满了铜臭。纸媒读者的下降,正说明了读者对流行媒体信息的不满、抗拒。

我们不否认新媒体的优越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纸质媒介的冲击力,而且是巨大、持久的冲击。但因此就断言传统纸媒终将为新媒体所取代,还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纸质媒介与人的血肉相连的关系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任务不在于使媒体之间相互取代,而在于使媒体服从人的生存之需要。毕竟,媒体只是承载传递信息的工具
参考资料:中华网